有的时候，我会小题大做，有的时候我会举重若轻。如果你说我滥用痛苦这个词的话，那也许我曾经有过。但此处，我说痛苦，应该算是举重若轻吧。
此刻，我刚刚起床。严格意义上，算不上起床，因为就没有床。我在办公室里用两张桌子拼了一下，垫上些东西，盖了件衣服躺了不到4个小时。这四个小时里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睡着，但这样我联想起5年前的相似一幕。2004年的某一天，我也是类似地绝望地躺在床上，整夜无法入眠，痛苦像一条绳子盘卷着那疲惫的心灵，那一夜从来没有过的漫长，而那一夜之后，我好长时间里都再也没有悲伤。那时候，我甚至以为自己到达了一种境界，从此再也不会痛苦。虽然那种想法有点天真，但确实是，我在那以后很长时间里不会再在内心里为某一类事情纠结了。而今晚，如此相像。
如果说昨晚（24小时以前的那个晚），我喝了酒，所以有些冲动的想法的话，此刻离上一份微薄的酒精有差不多12个小时了。我再逊，也不能把此刻冲动的责任再赖到酒精头上。冲动的心，酒只是一种帮助释放的力量。总有人说酒会乱性，其实性早就先乱了，酒让他暴露出来罢了。我手头上的情况是要在6个小时以内出发动身去爱尔兰，任务是在两周不到的时间里写 40的论文。而此刻，我还一个数据都没有整理，也没有空间拷贝没有整理过的数据，甚至Laptop里都没有合适的程序处理。而整理数据的工作绝非6个小时可以完成的。可我“坐怀不乱”，并非不急，只是头脑的另外部分已经坍塌了。打个比方，苏联巨变的时候，有同志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说，“戈尔巴乔夫通知，愤怒的人群已经穿过广场马上就要到达这里了，什么时候调集警卫团阻止他们啊？”戈抬起头：“苏联都完了，还有什么用呢？”
事实上，苏联还没有玩，虽然刚刚的时间里，我在头脑丝毫不清楚的情况下，反复和自己谈判，要不要放弃现在的学业，给自己一份破釜沉舟的勇气。但我不的承认，更大的可能是我会妥协地把我的学位完成。这并不完全来自妥协的结果。更多地是我对历史上无数次冲动、过激的自己的不信任。当然也是对周围人和导师的负责，尽管学位本身的问题和他们关系不大。
4个小时时间，不算长也不算短了。在我刚刚的4小时里，感觉上足有一周那么长，甚至更长。尤其是前一个半小时，我在和我盗用人家桌子的那个同学在想象中对话，我甚至用自己不清醒的头脑，虚拟出一套网络组织了一个论坛，来解释自己头脑里的斗争。我希望此刻读到这处的你不要有这种类似的体验，不是我自私，而是真的不那么好受。后面的一个小时，那个同学消失了。网络也更多地集中到我意识的周围。更像是一个关于自己的研讨，参加的只是自己和周围的空灵。寂静的夜里，有时从外面传来不可能搞清楚来源的声音。窗外，猫头鹰已经叫得累了，由一个非常微弱却真切存在的人声幽幽地接替了。楼道里的灯光透过门窗口玻璃上的白纸形成一个均匀的长方形，让人仿佛看到教堂里十字架的光辉。我也想感受一下上帝，看看此刻是不是离他老人家更近，但我感受不到。同时也感受不到恐惧。我发现脑袋里的东西，在不断地减少，渐渐地只剩下最重要的东西，一个赤裸裸的自己，一个意识深处的自我，一个没有任何掩饰和羁绊的莽撞灵魂。而此时，我的思想斗争已经变成了思想审判，被审者没有跪在地上求饶，而是盎然地等待着行刑的一刻。我头脑里的一切，突然嘎然而止，只留下一句话：“原来人在绝境中，真的能爆发出非凡的力量。”
至此，我因为搬家和准备出发的忧郁一扫而空，因为数据和论文的压力似乎从来就不存在。头脑里只有一个声音：对自己诚实。于是我又躺了一小时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，在比较平静的这一小时以后，似乎头脑里的波涛汹涌都已经散尽，而我也在不到3：00的时刻，清醒而愉快的爬起来了。尽管自己在最近的48小时里只睡了几个小时，但昨天持续一整天的昏沉头脑现在出乎意料的新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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